本文为《从“请进来”到“走出去”丨大湾区产业转移四十年》的下篇，点击回顾上篇内容。
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
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40多年来，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 承接地和受益者，如今伴随着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新一轮的第五次产业转移即将到来，前有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衍生的成本红利，后有低成本国家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产生吸引力。夹在两者中间的中国制造业，正在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这场横跨数千公里，遍布各个领域的大转移中，谁将成为赢家？谁又将颗粒无收？
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至年2月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9+2城市群规划出炉，意味着中国的大湾区时代正式启幕。
在中国正式开启大湾区时代的同时，新一波的产业转移也正在悄然进行，这一轮的产业转移大体上与大湾区的概念同步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年3月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意见内提出，要在泛珠三角“9+2”区域内，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承接、共同培育先进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组团式承接和集群式发展。
实际上，本轮的产业转移不只是在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泛珠三角“9+2”为核心，外部通过陆路和海路两个渠道分别往内地的粤东、粤西、江西、湖南、广西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地区。
和上篇中的三次产业转移（点击阅读《从“请进来”到“走出去”丨大湾区产业转移四十年》）相比，此轮产业转移呈现出梯次转移与国家战略融合、降成本与新业态并进的鲜明特征，正在给我国区域经济转型以及跨区域合作提供新动能、新方向。
转移、承接、链条、集群……是这轮横跨数千公里、遍布各个领域的产业转移大潮中的鲜明特点。
本轮产业转移分三个维度进行：
大湾区内部的梯度转移
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内的各城市产业及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及发展，但是在大湾区内部的“9+2”城市之中，区域的发展不均衡情况也是较为严重的，主要体现在东强西弱、内强外弱和产业功能上的重合。
整体上来看，大湾区东岸（广州、深圳、香港、东莞）、西岸（佛山、中山、珠海、澳门）和外围（江门、肇庆、惠州）三个区域差距比较明显。
从经济总量来看， 梯队的港、深、穗占大湾区GDP的60%，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第二梯队的佛山、东莞领跑，两市GDP合计占比约20%；第三梯队的六个城市GDP占比合计约20%，其中珠海、江门、肇庆三市GDP规模均不足亿。
这说明了大湾区内各城市的产业发展阶段不一，区域间也存在着重复性的竞争。在全球贸易波动、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多重推动下，大湾区内部进行了深度的产业融合、转型与升级。
大湾区内部的梯度转移主要是在产业结构重合的部分进行的，另一方面大湾区各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呈现梯度差异，也有利于城市间的产业转移与集聚。
在中美 爆发后，显示出中国在很多关键技术节点上依然受制于人，而大湾区以深圳为核心的东岸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未来产业，甚至网上一度戏称“中美 是美国与粤海街道办之间的较量”，这样以深圳为核心的东岸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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