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莱虽为一个小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船业的发展。在宋代，中、文间的官方贸易及民间贸易得到均衡发展。在元代，往来于两国间的中国海商异常活跃，文莱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国。
宋之前
我国与文莱官方交流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早在南北朝时期文莱和我国就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
隋以前，由于航海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和文莱的交往并不频繁。隋以后中、文关系发展慢慢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隋唐两朝国力强大，外交政策开放兼容，文莱为了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多次以官方名义前来朝贡。
宋元两朝
宋朝建国之初的外部条件是：西夏占据河西，幽云十六州被辽国占领，河北和山西的腹地也时时处在战争威胁之下。在这种传统战略和贸易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宋朝统治者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向东南地区甚至是更为辽阔的东南海洋，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从内部看，此时我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南迁，虽然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仍处在黄河流域，但却离东南富庶之地越来越近，距大海也越来越近。在内外原因共同作用下，宋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同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
宋真宗时又在杭州、明州设置了市舶司，与唐初设置的广州并称“宋初三司”。后来又在秀州、温州、泉州和山东密州等处设立市舶司。市舶司主要掌管的事务有：接待各国贡使，招待外商，管理本国商船及对海外贸易征税，收购海外运来的货物，等等。其中，我国与文莱的贸易往来也受市舶司管理。
元代是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相对稳定、政权集中统一、地域最为广阔的大帝国，在中世纪如此辽阔的地域内出现了各民族交通畅通的局面。同时元代统治者具有很强的“世界主义”倾向。在对外交流中，忽必烈采取主动外交方针，向邻近的一些国家派遣使者。同时把武力作为坚强后盾，迫使邻国纳贡称臣。
忽必烈还提出国家不分大小近远，外交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就促使了东南亚各国同元代发展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的外交关系。但是如果南海诸国拒绝来元朝贡，那么元政府则会以武力惩罚。
航海及造船技术飞速发展
宋元两朝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和文莱海上贸易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指南针在宋代广泛应用于航海，保证了船只航向正确。宋代造船者总结以往经验，得出北方木材易受海水腐蚀不宜建造海船的特点，故在南方港口附近就地取材建造海船。宋代海船在船体设计上采用“鱼鳞式”的搭接法，这就使船体木板连接紧密，抗漏能力增强。总之宋代海船具有：吃水深、航程远、船体坚固稳定、抗风能力强等特点。
造船技术在元代更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中国的船只还有诸多优点：载重量大，设备齐全，抗风力强，结构坚固，当时很多船只船体通身都用钉子连接，每颗钉子长约五十多英寸，还设有隔离舱，一个舱损坏不会殃及其余各舱。
而且在当时元人也基本掌握了航海技术，认识到信风的特点，每年趁东北信风顺风下海，远航至东南亚。元代的航海家们还在航线两侧设置船浮，以避免船只撞上暗礁，同时在港口设置指示灯，确保船只正常靠岸和出海。
朝贡及商贸交流
（一）宋代两国的人员往来与民间贸易发展
宋朝时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南迁，这就为庞大南海贸易圈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国内经济发展迅速，拥有发达的工商业、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许多商品正是当时文莱所需要的。
文莱的特产也为我国王公贵族所喜爱，因此两国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宋朝的航海及造船技术日臻成熟，这也为我国海商们远涉重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较为开放，欢迎东南亚诸国前来朝贡。可以说宋朝文莱与中国的交往是全方位的，不仅官方往来密切，民间贸易也呈现出繁盛的局面。
宋《诸蕃志》载：往来于宋代泉州和文莱国之间至少有两条航道。
一、西南航道：泉州——西沙——占城——勃泥。
二、东南航道：泉州——澎湖——麻逸——勃泥。以上西南航道在唐代已经存在，后人称为“西洋针路”。东南航道则是宋代开辟的一条通往勃泥的新航道，后人称为“东洋针路”。
通过这两条航道，宋朝与文莱国之间的使节和商人来往不绝于道。此时的泉州成为了文莱和中国交往的主要港口。
文莱国首次来宋朝贡应该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年），当时来往于中国与爪哇间的海商蒲卢歇，因在途中遇到大风浪，其船破损严重，因此暂时将船泊于文莱国港口。文莱国王闻其来自中国，从而开启了文莱与宋朝朝贡贸易往来的序幕。
此次前来的文莱国使者给中国带来大量的特产，有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等。同时带来了文莱国王呈送给宋朝皇帝的表文：“为皇帝千万岁寿，望不责小国微薄之礼。”还希望双方往来可以多多往来。
由于宋朝时期我国与文莱交流步步深入，文莱的风俗习惯和宋王朝非常相似。宋朝时期文莱非常重视同我国的关系，有时我国商船抵达，文莱国王甚至会率眷属官员到我国商船上慰问。商船回国的时候文莱国王也会备上酒席款待和馈赠礼品。
同时我国商人也非常重视同文莱保持友好关系，也会带上我国的特色美食奉于文莱国王。文莱国王之服饰略同于我国且喜食中国美食，足见文莱所受我国文化影响之深。
（二）活跃于两国贸易中的元朝海商
元代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海商异常活跃，文莱成为中国海商的重要贸易国。
元代的海商构成极为复杂。主要分为官商和私商，其中官商又包括斡脱商人和官本船商人；私商中包括：权贵商人、色目商人、舶商和散商。在此时元代也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就是出现了大批的华侨商人。
由于元政府的开放政策及海外交通的发达，出国经商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留居海外不归的人也越来越多。元代就出现大量诗词来描写海商妻子在家独守空房思念亲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沿海私商遭受封建政府压迫和官商的排挤，迫于无奈到海外定居。如泉州商人商贩于乌爹（今缅甸沿海），获得巨利。
当时在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爪哇、浡泥都有大量中国人居住。这些华侨从事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海外的中国商人为了增强竞争力慢慢走向联合，形成华侨商人集团。
中国与文莱的贸易往来是建立在互通有无基础上的。中国向文莱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陶瓷器等手工业制造品；从文莱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蜂蜡、藤条、树脂、树胶等热带丛林的动植物产品，以及燕窝、海参、鱼翅等热带海产品，还有黄金和金刚石等矿物产品，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到了元代，中国和文莱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载，勃泥国人“尤敬爱唐人，醉则扶之以归歇处”。足见中国商人在文莱国的受欢迎程度。元代的泉州港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婆罗洲(包括文莱)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元代国祚不长，但却因为远征爪哇而名震南洋。文莱是元军远征爪哇的中转，说明当时中国和文莱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中国的瓷器在这个时期大量流入南洋诸国。
汪大渊在此时附舶南行，他所记载的内容也颇为详实。“戎（不明，其文中有句云，男女方头，儿生之后，以木板四方夹之，二周后去其板，此风俗，惟婆罗洲今上有之，或属婆罗洲一部），货用青白花碗，瓷壶瓶。”此处的婆罗洲即指加里曼丹岛，其中说的婆罗洲一部也可能是文莱。
中国的元青花在当时已经深入文莱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两国的贸易往来之频繁，交流之深入可见一斑。
元代中国和文莱的交往和宋朝相比具有特殊性，元以前中国和文莱的交往主要是官方的朝贡贸易往来，多为文莱国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的情况。但元代两国间的关系则出现了变化，《元史》中没有出现浡泥国派遣使者来中国的内容，这并不表明两国在此时没有往来，从元军远征爪哇选文莱作为中转站，就可以看出，中文两国关系在此时是友好的。
虽然两国政府在该时段没有过多往来，但是民间商贸交流蓬勃发展。明朝中、文两国间的交往较元而言更加深入，除了民间贸易之外，政府间的朝贡往来也颇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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