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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1）
内容来自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AsiaGodfathers:MoneyandPowerinHongKongandSoutheastAsia,Studwell,J.)
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的多。
前言本书是一本关于东南亚亿万富翁的书。虽然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着各自的区域经济。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非常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研究其经济发展对我们将非常有用。东南亚设定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最早的5个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加上中国香港地区。其他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自称为东南亚，但它们的经济产出加在一起只有新加坡的一半多一点，因此他们在这里只是一带而过。本书对两个转口贸易城市型小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从实用性而非政治正确性来考虑的）进行直接细致的历史叙述，并对4个“真正”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详细的剖析。
东南亚地图
在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教父”为“有组织犯罪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容“家长式统治/大男子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天地线之巨贾，他们被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和与，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事实上这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本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殖民时代，这些特许经营权大多给了殖民地的精英们，非精英群体智能得到一点点。在后殖民时代。新的本土政治领导人的权宜之计是培养依赖于他们的阶层，通常情况下是非本土大亨。这些非本土大亨能虹吸经济租金，让他们的政治主人分享其经济利益，并且不会对政治势力构成威胁。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像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他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在始于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所有这些经济秩序似乎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开始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的全面崩溃。自危机爆发10年以来，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被解决。政治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继续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有权统治，人们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突然醒悟，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moralepiphany）。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的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除两个特别幸运的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外，东南亚依然很贫困，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亚洲教父反映了而不是创建了区域经济，就像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个金融王朝，如瑞银华宝、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巴林银行、跨世纪的美国金融家——摩根、贝叶斯、卡内基、洛克菲勒——一样都是一系列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欧洲银行家从弱小国家那里狠狠赚了一把，因为那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没有财富，也没有中央银行，更没有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他们进行募集投资。在跨世纪的美国，新出现的公司还没有被有效组织且缺乏资金，欺诈的小股东几乎不会受到惩罚，对反竞争行为的立法监管还在初级阶段，那时，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进一步显示了中间人的力量（亚洲人可能对当中的有些事很熟）。在这温和的环境中，石油、工业以及铁路的大亨们共谋者，造就了巨大的寡头垄断或托拉斯，他们心满意足了。当欧美国家逐渐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财政，公众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表明他们受够了被19世纪30年代一本通俗读本称为“强盗资本家”的人物时，作为经纪人的大亨就没戏了。美国教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控制，如：泰迪·罗斯福总统建立的反托拉斯的公司局、联邦储备法、证券法以及著名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其中联邦储备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受商业活动者控制，证券法要求向公众公开法人信息。该法案得到了有效实施。而“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更是把银行的零售业务与证券业务分开了，因此切掉了侵害小额投资者利益的最大途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前后，如非常著名的年的恐慌和年的华尔街股市暴跌。我们将展现世界上最杂乱地区之一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东南亚的近代历史与早先的前工业化、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移民，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殖民统治者及其他）、中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紧密相关。此外，东道国人口在种族和宗教上已是极端的混杂，而欧洲人很熟悉的阶级与天赋权力的区分更使这一地区四分五裂。这营造了一个像欧洲或非洲一样一触即发的种族和社会冲突环境。在这宗派大漩涡里，种族成见仍是常见的标准，因此许多人会随机改变身份。
在经济层面，以种族来解释发展早已成为分析东南亚的基石。每一所亚洲学校的孩子都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殖民者通过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负担”的棱镜来看待他们的奋斗：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科学、制度和道德资源，对弱势亚洲人民产生了影响，带领他们走向现代。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独立后的时代，当讨论白人离境后的经济荣景时，种族论继续占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最大的移民群华人在商业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绩斐然。这使得描述过去50年发展的读物毫无疑问都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只是比以前更细致入微。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使种族理论的解释达到了顶点，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海外华人超凡经济能力的书籍。“竹网”一词流行开来，被用来形容周围地区华人之间可见的关系，以解释他们的经济活力。总之，严肃又煽情的媒体花大钱获得了这些文化分析，因为其神秘性和共济会色彩确实能成为故事的卖点。但同时，学术界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一直对华裔例外论持怀疑态度，他们的领军人物是日本学者，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队伍扩大了。可参考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升起》（）。最近怀疑文化决定论的最主要人物也许是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见参考文献中质疑文化论的著作。
首先，文化规则这一理念忽视了历史背景。东南亚移民大多发生在殖民时代。那时，殖民政府用他们“高级”的组织管理能力引导不同群体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大英帝国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当时称他们锡兰人），被招聘从事政府和专业岗位工作。因此现今，新加坡或吉隆坡高等法院外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次大陆后裔。这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生来就适合被培养成律师，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物。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却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而且往往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或从事农业劳动；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上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与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犯了同样的简约主义错误。我们遗漏了一点，19世纪前的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耕作，而基督教教会禁止其信徒有息贷款（很像当代的伊斯兰教）。对犹太人来说，大部分经济机遇都被限制了，而从事金融行业的时机却已反常地成熟。这种情况的现代版，可以在俄国发现，几乎所有冷战后的经济“寡头”都是犹太人，他们用较为纯粹的斯拉夫式的政治精英训谕和理念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其次，反对文化论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人是同质的，东南亚的华人是典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华裔人种。然而，年之前，大规模移民中的华人尤其不同质。这在他们的口头语言中特别明显。在中国，只需走上50或60公里，就会有一种新的且完全不知所云的方言（在中国语境中，“方言”这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方言只有一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乡土观念，但如今却被掩盖了，因为在年后，中共政府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扫除了文盲。但是几乎所有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在年底之前已经完成。那时，移民国外的人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而是被扔进一个陌生熔炉的群体，因为大家讲着相互不知所云的方言。许多殖民时期的外界观察家就此结果发表过评论。维克多·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中国族群被带进从没有过的邻近，不同方言的族群几乎视对方为外国人。”[15]探险家乔治·温莎伯爵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在东南亚操不同中国方言的群体“相互敌视，好像他们来自敌对的国家”[16]。但是这些作家未能在他们的观察中领会经济上的寓意。华人“族群”的支离破碎意味着他们对经济机会的竞争尤为激烈，当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时，这种竞争甚至是暴力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说历史上的海外华人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根本不是真正的“华人”时，文化决定论才能立足。增长来自何处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着。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
是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的储蓄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无意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而中小企业则对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更积极主动的直接影响。说百姓储蓄产生了间接影响，是因为许多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劳动人民——他们很喜欢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或其他储蓄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的“储存率”中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储蓄率几乎达到了40%，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好像很令人羡慕，但是这也使得政界人物和与他们合作的大亨通过金融系统可以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笔的钱。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我们将看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教父怎样把商业银行变成了他们贪婪的个人银行。在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这么多投资转向了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说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和委托人）与普通百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是该地区取得巨大成功的出口经济的核心力量。在过去的45年里，他们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或事物所无法比拟的。重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常常需要教父的合作，效果却很差，但出口制造业的增长却不断获得成功。—年，最早东盟成员国的出口美元价值每年增加11%—15%，在顶峰时期还要多得多，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20世纪70年代初，区域出口经济开始起飞之前，偏差时有发生；但后来增长和出口几乎步伐一致地前进。总之，没有出口，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外资企业生产的，香港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都有跨国公司的设计员和零售商的订购单。小型企业以及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里辛勤工作的人对东南亚经济增长作出了持久的贡献，虽然他们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不幸的是，出口依赖模式——最近中国也采取了这一模式——确实有其缺陷。太多出口产品由外国公司生产，太多的出口产品是为了外国公司而生产，但买主是易变的朋友。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现了这一点，那时外商开始把业务移至成本更低的地方，如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迁移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但后来却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整个地区的出口增长突然慢了下来，这并非巧合。在金融危机始发地泰国，出口下降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航运商品，如木材、橡胶、棕榈油以及特殊产品的推动，东南亚的出口有所恢复，但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出口方面，要吸引外国生产设备回来还需假以时日。当出口引擎在东南亚失去作用时，注意力应重新放到这一问题上：区域经济还能提供别的什么。目前的回答是不够的。亚洲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发展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结果是，几乎毫无例外，从新加坡银行、香港超市，到印度尼西亚的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都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不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应当记住义原国雄先生20年前在他的创新作品中所说的：“我的真正目的是……要大家注意一个无效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生气的超级经济层的出现，并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未完待续……本书下载：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wh/55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