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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共读之《罗辑思维：我懂你的知识焦虑》
与你一起探寻在快变时代如何升级为一个高手！
第二章：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
01聪明人怎么看世界
“魔鬼经济学”这套书有两个作者，我主要介绍一下第一作者——史蒂芬·列维特，他因为这套书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这套书曾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雄踞40多周，也就是说上榜将近一年，因此在主流人群中广为人知。
为什么这套书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符合文科生的胃口：这四本书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所以看起来不太像经济学著作。关于这一点，列维特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之所以没有数学公式，是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在一个社交场合，他突然看见了他以前的数学老师。因为当时已经成名了，他就上前去嘚瑟，问老师：“您还认识我吗？”数学老师说：“怎么不认识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我教了一辈子数学，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微积分只考两分的。”可见，他的数学成绩之差。
当然，这话也不能全信。史蒂芬·列维特本科读的是哈佛大学，博士读的是MIT（麻省理工大学），最后做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终身教授，这样的人数学能差到什么地步？
但是，在经济学界，他做学问的路数和其他经济学家确实很不一样。史蒂芬·列维特走了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路，就是专门研究一些跟经济学无关的问题。这套书里面的话题经常会吓到我们。比如，都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但为什么他们还跟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自己没钱买房。再比如，应该选择星期几去抢劫银行最合适？他还研究：妓女和百货商店里面装扮成圣诞老人的员工，这两个职业之间有什么共同点；3K党和房地产经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怎样去说服一个不愿意被说服的人……而且，史蒂芬·列维特得出来的每个结论都会让我们大跌眼镜。
纽约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
史蒂芬·列维特最为著名的一个研究，就是美国纽约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纽约的犯罪率，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缓慢爬坡，到了60年代突然开始飙升，到了80年代的时候，从民间到政府都已经被犯罪问题严重困扰。但是，年之后，尤其是年之后，政府发现犯罪率突然降下来了。这是政绩啊，所以各级行政官员包括政客都来争功：典狱长说，“是我们监狱搞得好，犯人都改邪归正了”；警察局局长说，“不对，是我们的破案策略正确”；议员们说，“是我们那条法案提得好”。市长更要争功了，因为犯罪率下降，是市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这个时候，史蒂芬·列维特站出来说：“别扯了，这些原因都不对。看我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我一个数学公式都不用。”他给出的原因是：从年开始，纽约州宣布堕胎合法化。
什么样的妇女会去堕胎呢？往往是底层的、因为贫穷养不活这个孩子的母亲，或者意外怀孕的妇女。堕胎的妇女家庭状况一般都不好。美国原来是不允许堕胎的，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被生下来后，成长环境非常恶劣，长大后就很容易变成犯罪分子。
那么，史蒂芬·列维特的结论就出来了：不是犯罪分子被你们管好了，而是他们没有生下来就被自己的妈妈杀掉了。这个结论绝不是跟别人抬杠时仓促得出的，而是经过精密分析得出的结果。
史蒂芬·列维特这一派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我们惯常认为的那些经济学话题：什么央行该不该加息，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景气指数怎样，重金属的价格是不是偏离了正常值，股市会不会涨到点……这些问题他们一概不搭理，而是跑到经济学的门外，跑到其他学科去打、砸、抢。比如，社会学、犯罪学、刑侦学，甚至去研究怎么抓住恐怖分子，全部是“狗拿耗子”的事。
所以在美国学术界，他们这一派经济学家有个外号，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对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本来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研究各的话题，你们现在非要用经济学的方法跑来插一脚，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不就是帝国主义吗？史蒂芬·列维特和他那个著名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都是属于这个血统的。
经济学的经典定义是什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简单地说，就是有一大堆钱，有一大堆人，还有一大堆资源，我们要让它们形成最优配置。
可是，史蒂芬·列维特在写这套书的时候，为经济学提出了另外一个定义：“经济学不是研究经济问题，而是研究人的行为。更具体地讲，是研究人在激励的前提下，怎样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把经济学普世化了，要不怎么会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呢？
借助这套书的视角，我们可以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经济学的底层思维；第二，帮助大家成为聪明人，或者至少让大家理解聪明人是怎么思考世界的。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相扑运动
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也是“魔鬼经济学”这套书里写的，日本有一项民族性的体育运动叫相扑，就是两个大胖子，仅仅穿块兜裆布就在那儿摔跤。
为什么说相扑呢？因为它自以为在道德上和其他运动项目不一样。其他的运动项目，哪怕是足球、羽毛球这些奥运会项目，本质上都是娱乐项目。现代已经没有了战争，现代人怎么释放力比多（libido，即性力，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呢？到球场上看场比赛，喊上一阵子，然后就释放完了，所以它们本质上是娱乐项目。
可是相扑不一样，它带有强烈的宗教性、情感性，甚至是神圣性。日本文化有一个特点：什么东西跑到日本人手里，他们都会整出一个道。比如，喝茶到他们那儿变成了茶道，插花变成了花道，甚至做个寿司都有道——九十一岁的老爷爷小野二郎把一辈子的生命都倾注在了这项手艺里面。他做的寿司看着很普通，一个饭团，上面加片鱼片，再刷一层酱就卖给你，而且贵得要死。但他说：“你们理解得不对，这是我的真心诚意。我把生命都放了进去，你们如果不理解道，就无法品尝出其中之味。”包括最普通的拉面，日本每年都会搞拉面大赛。最后的获胜者也会告诉你，这里面有道，他是把生命注入了给你做的这一碗拉面里。
其实，各个民族都有摔跤这项运动，唯独日本人将其整出了一个道，就是相扑。在日本文化当中，它被称为“大相扑”。无论是平时的训练，还是在赛场上，相扑这项运动都充满了仪式感。比如，裁判身上会带着一把刀，这把刀叫“介错刀”。日本武士切腹自杀的时候，旁边的人怕他太痛苦，会一刀把他的头砍下来，帮他结束生命，这个人就是“介错”。裁判带介错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出现了错判，我就自杀给你看。”当然，现在带刀主要出于仪式感，但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圣坛上的东西。
所以，相扑运动一直是日本自认为最干净的运动，其他运动比赛中都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弊，什么贿赂裁判、运动员性生活不检点等，最要命的是兴奋剂和打假球。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最要命呢？前面讲了，所有体育项目现在都是娱乐项目，大家买票都是要看真家伙的，你要跟大家玩假的，那不是在愚弄大家吗？
但是话说回来，各项运动都很难根除这些不好的现象，而大相扑从来都认为自己没这个。用西方人的话说，这就是体育精神。日本所有相扑运动员在赛场上，一定会发挥那种叫“武士道”的精神殊死拼搏，绝对不会干那些肮脏的事情。每个相扑运动员都会跟别人讲：“我有×××样的哲学，我打到最高的段位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我的哲学。”这里面是有道德感的。
日本的相扑运动跟围棋一样，也是分段位的，一共有十级，五级以上就算职业运动员了。第九级叫“大关”，上面还有一级，那是神一样的地位，叫“横纲”。到了横纲级别，即使输了也不会降级，连输两场的话，顶多宣布退休，依然可以终身保持这样的荣誉。
到了横纲级别，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堪比贵族。日本曾有一个横纲叫贵乃花，跟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宫泽理惠谈恋爱。宫泽理惠在日本是女神一样的存在，年轻的时候相当漂亮。后来，俩人订婚了，而后却取消了婚约。据说是因为贵乃花的父母反对，嫌宫泽理惠出身太卑微。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娱乐圈非常轰动。
那么，相扑运动员的道德水准是不是真如他们所说的那么高呢？也有人爆过料，两个退休的横纲曾联手写了一本书，叫《赛场内外》。里面影影绰绰地说到相扑也不干净，我们指责别人的兴奋剂、打假球这些事，在相扑当中也大量地存在着。
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相扑是我们民族心中的圣坛，岂容你们俩信口雌黄？日本相扑协会也说，这两个人就是给“老同事”泼脏水，道德上很卑污，要告他们。
后来，这两个人死得非常惨，几乎是在同一天，因为同一种疾病死掉了。医院给出的解释是死于急性肺炎引发的呼吸衰竭，除此之外，我们也查不出别的什么原因。但我们用大脚指头想一想都知道，这肯定不是正常死亡，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妨碍了别人的利益，被黑社会做掉了。
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怎么判断相扑运动到底在道德上是不是有问题呢？
最后，这个案子被“魔鬼经济学”这套书的作者史蒂芬·列维特给破了。他用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既不搞现场勘查，也不找一些人来问，而是做经济学家最擅长的事——大数据分析。他把几十年来相扑运动的资料全部调了出来，一共调出来32，场比赛，然后找出关键场数。
什么叫关键场数？相扑运动的规则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是：在每场比赛中，每个运动员都要打够十五场，如果胜比负多，也就是赢了八场以上，就可以晋级。
这种赛制其实非常原始和传统，因为它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到第十五场的时候，我已经赢了七场，那这一场就性命攸关，决定着我是不是能晋级。如果这一场我输了，那么前面的十四场全部都白打了；如果成功晋级，那么金钱、美女、荣誉就全来了。每晋一级，在相扑这个小圈子里的地位的差别很大，所以大家都会玩命。
但是，对手可不见得会跟你玩命，因为他可能已经赢了八场，胜券在握了，或者只赢了六场，晋级无望了，干吗跟你玩命呢？他很可能会跟你私下达成一个交易，你只要给点银子或者给点别的什么好处，他就放水了，而且观众还看不出来。他在比赛时会龇牙咧嘴，显得非常使劲，但实际上又没使劲，一个大胖子来一个假摔谁也看不出来。裁判就算带着刀又怎样？能拿他们怎样？
但是，用大数据一分析，简直就像看澡盆里的鱼一样清楚。史蒂芬·列维特把32，场的数据稍微做了整理，就发现所有选手到最后一场决胜战的时候，性命攸关的这一方的胜率突然提高了一倍。所以，相扑运动怎么可能是干净的呢？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任何道德上冠冕堂皇的，包括借助于精神、说教、传统的东西，在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人性的恶都会一点一点把它拱掉。
经济学就是要剥除人类所有表面上的说辞，剥除那些道德的作用。它就是要绕到背后去看人在激励下表现出来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说的话有的人就是不爱听呢？正是因为他们绕过了大家天天放在嘴上的这一层，看到的往往是最后的真相，所以经常显得像一个魔鬼。
在这里做一个补充，“魔鬼经济学”这套书的书名的翻译多少有点标题党，它的英文版书名是FreakOconomics。Freak是搞怪的意思，所以若正儿八经地翻译，这套书应该叫“怪咖经济学”，因为史蒂芬·列维特曾说自己就是个怪咖，研究的都是怪咖的问题。
可是说到相扑这件事，我又觉得“魔鬼经济学”这个翻译还挺合适的，因为经济学家在和其他普通人争论的时候，往往扮演的就是魔鬼的角色。
如果我们现在去日本，告诉日本人相扑运动背后藏污纳垢。很多日本人一定会说：“呸！你个美国人，你个中国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文化和我们日本人的道德操守。”日本人一直以此为傲。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书叫《菊花与刀》，这本书里面说日本人有一种耻感文化。他们非常讲究羞耻心，怎么会干那种脏事呢？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任何道德上的东西，也许都拦不住人性水滴石穿的一点点拱的力量。
用经济学思维寻找恐怖分子
相扑毕竟还是一个世俗的运动和游戏，那么恐怖分子呢？站在恐怖分子尤其是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认为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在道德上是很圣洁的。为了真主，他们可以把命都豁出去，这样的人会不会也受这种经济学的人性规律的影响呢？在“魔鬼经济学”这套书里，我看到了一个例子。
恐怖分子袭击案通常特别难破，因为它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一来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杀掉好多人，二来总是搞突然袭击，我们在信息上是完全无法监控他们的。所以“9·11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也没办法，只能用重兵保护主要目标，什么美国白宫、英国首相官邸、法国总统府等。但是没用，恐怖分子不见得要到这些大目标中搞恐怖袭击，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起袭击，逮个剧院、地铁站就能干。
后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觉得，得转换方法论，得提前把恐怖分子给识别出来，而不是保护一些重要目标。可是，识别恐怖分子太难了，传统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通过情报来找源头。可是，恐怖分子往往都是在中东的山里和沙漠里，这个源头怎么找？世界上哪有那么多？
第二，监控信息和情报，就是电信监控。可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信息如海洋一般，怎么从中把恐怖分子的通信信息给识别出来呢？而且，很多恐怖分子根本不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用的还是口耳相传的原始通信方式。
第三，监控资金来往。可是，恐怖分子也不怎么花钱，比如，发起“9·11事件”的那个团队也就那么点儿人，一共花了30万美元，并非大宗的银钱来往。
这就把搞恐怖分子防范的那些专家愁死了。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霍斯利（其实他也不算是经济学家，只是银行的一个码农）给破解了。他原来的工作是帮银行识别那些可能发生诈骗的账户，为此，他研发出了一整套方法。说白了，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判断一个人的银钱来往有什么异动。
英国政府请霍斯利去帮忙，看他能不能通过查询银行账户来往的方法把恐怖分子识别出来。霍斯利识别了半天发现，很多数据都非常粗略。比如，当地的穆斯林肯定值得怀疑，他们的银行账户如果有一大笔钱存进来，然后动不动以小额现金的方式去领取，那么他们是恐怖分子的概率就比较高。再比如，星期五下午，他们一般不会到银行去做任何存、取款的操作。因为星期五下午，英国的穆斯林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他们没有空。可是，这些条件不管列举出多少，都是在讲同一群人，我们并不能缩小怀疑的范围。
霍斯利最后发现了一个条件，一下子把恐怖分子的怀疑范围缩小了。后来，英国警方根据这个条件果然抓到了恐怖分子。什么条件？就是这帮人不买保险，而一个二十多岁的英国公民或者长期居住者，不可能不买保险。对英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左派国家的福利非常好，发福利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保险。只要买一份很便宜的保险，医疗问题基本上就会有保障了。而穆斯林普遍结婚比较早，孩子也比较多，20岁以上的男子不可能不买保险。
但是，恐怖分子不会买。因为保险兑付的时候，即购买者死了之后，保险公司赔款给他的家人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人不能是恐怖分子。只要他是恐怖分子，就不会获得任何赔偿。这是保险业的行规。这只是蝇头小利，但恐怖分子就是会受这个蝇头小利的影响，最后被大数据识别出来了。
可见，即使是自认为道德非常高尚的恐怖分子，其人性当中贪小便宜、规避损失、会做成本和收益核算的这一点点念头，还是会让他暴露。所以，人性是掩藏不住的，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会暴露。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点球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这套书里的。懂足球的人都知道，罚点球的成功率是极高的，大概是75%，近乎于一罚就中。因为点球的速度极高，时速都在千米/小时以上，所以守门员在球飞过来的时候再去判断方向，根本就来不及。守门员这个时候唯一的策略就是，赌定一个方向，朝左边或者右边扑过去。
对于罚点球的人来说，存在好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往左边和右边踢，这实际上是跟守门员做概率上的对赌。第二种选择是左上角或右上角球门门框的位置，因为即使守门员方向判断准了，一般也扑不到那两个位置。但是，朝那个位置踢，需要很厉害的准头。为什么踢点球很容易踢飞？往往就是踢了那两个位置中的一个。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踢球门中间，直直地往守门员站的位置踢。按照大数据分析，守门员往左扑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几的概率，往右扑是百分之四十几的概率，而留在中间只有百分之二的概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性的、懂数学、懂大数据分析的被罚点球的运动员，你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往中间踢。
但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往中间踢呢？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因为这不符合踢球者本人的利益。往左上角或右上角踢，如果踢飞了，可以归结为运气不好。往左边或往右边踢，让守门员给堵出来了，也可以说运气不好。唯独往中间踢，万一这个守门员是个笨蛋，反应慢了半拍，没来得及扑出去，你的球让他扑住了，那么所有的观众，包括评论员都会觉得：你根本就没使劲，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球员。
输赢是全队的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誉为代价，去赌一个更高的概率呢？我为什么不显示一下我的球技，选择一个即使输了还有推脱之辞的选项呢？所以，最理性的方案不见得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最终会选择的方案。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
为什么经济学家
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我所提到的那种聪明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和普通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结论往往很气人，往往很不道德，正如这套书的书名。
这可不只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工会也天天跟政府请愿，要求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人太讨厌了，抢美国工人的工作。如果拿这件事去问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都会跟政府讲，千万不要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包括美国的工人。再比如说，美国的底层群众希望政府发这发那，希望教育、医疗、住房、食物全部都免费。可要去问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会跟政府讲，不要过度提高穷人的福利。这不仅对富人没好处——要多交税，对穷人也没有好处。
这话听着很气人，为什么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学家和聪明人看到的世界的复杂度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普通人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直觉去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
什么叫现代人类社会？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身边的协作关系，家人、亲朋、同事这些简单的关系，再隔几层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认知和世界的真实情况之间有一个落差。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个落差的。
关于这个复杂度，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简单做个交代。
社会结构的复杂度
第一个层面，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假设自己处在他的处境下会怎么想，虽然我嘴上不会说出来，但我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我应该怎样行动。这一招还真在年轻的时候帮了我，我变得更加倾向于跟他人协作，也更加尊重协作伙伴。
可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套“推己及人”的思考方法完全没用了，因为所有人开始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话，在一个锅里乱搅和吃饭。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12岁的小孩在微博上辩论的时候，推己及人还有什么用？我们根本不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举个例子，世界骗局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骗局，叫“尼日利亚骗局”，因为这个骗局最早发生在尼日利亚。这个骗局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到处跟人说：“哥们儿，你有没有银行账户？我是尼日利亚的，我们那个地方政局动荡，发生了政变。一群有钱人要把财产转移到海外，能不能借你的账户用一下？金额不多，大概五亿美元，从你的账上过一下，仅仅产生的利息你都赚了。”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你能不能给我交点手续费？”
这个骗局是多么拙劣，骗子先给你许诺一个大好处，但是你先得给骗子一个小好处。等你把这个小好处给了他，他就跑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中国有一个很常见的骗局，叫“重金求子”，有时候贴在电线杆子上，有时候也在在北京哪家医院能治好白癜风北京治疗白癜风最正规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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